在本书中，吕先生以我们熟知的人情事理分析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应用当时的新的历史学、社会学研究成果做史学研究，不回避有争议问题，正是以此种教学方法，培养出了钱穆、黄永年、张芝联、赵元任等一批国内著名学者。本书根据吕思勉大学讲义整理而成，读此书可对当时各社会领域之思潮窥见一斑。这些思潮进而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如：民国时期对汉字简化的各种提议和尝试、当年社会上部分知识分子对大农业化生产的看法等。

麦肯锡公司和《哈佛商业评论》在1959年共同设立麦肯锡年度奖，奖励那些极具开创性和实用性的管理思想。评审团由商界和学术权威组成，评选出每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最佳文章。2017年获得麦肯锡奖的文章是《被严重低估的基础管理》（2017年11月刊），另外两篇入围文章分别是：《资本过剩年代的战略》（2017年3月刊）和《特朗普时代的全球化战略》（2017年7月刊）。

“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自1990年问世以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大众的生活领域都已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在当前正处于全球经济危机的时代，软实力这一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更凸显其独特的作用，成为世界各国追逐和争夺的新坐标、新高地。

中立智库和保守主义智库是当今美国智库的两大主流。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其中的旗舰——传统基金会。相对于国人已经非常熟悉的中立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的实力和影响力毫不逊色，其浓重的政治化色彩看似新鲜，实则沉重。无论是美国的政治体系还是保守主义智库，都已深陷政治化旋涡，政治的清明、智库的理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者历时五年，遍访美国一线智库和政府部门，通过大量一手访谈和英文文献的梳理，深入挖掘美国智库与政治思潮、权力转换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试图从智库的维度透析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两大症结——两极化和民粹化。前者导致了五十年来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对立，后者如今则体现为茶党和特朗普现象的政治运动化，两者共同带来了对保守主义智库的需求，也刺激了保守主义智库日益严重的政治化。

中国科技史习惯把宋元看做中国传统科学的巅峰时期，但是宋朝却不能算强国，“李约瑟难题”面临这么几个困境：文明领先当以何坐标作为评判标准，科技能作为唯一评判标准吗？科技可以比较先进与落后是在全世界接受了西方近代科学传统之后的事情，古代科学传统并不一样，该如何比较，宋元真的更先进吗？如果真的更先进，我们也不应该考虑李约瑟的问题“为何西方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而该问“为何明清又衰弱了”、“为何存在不同的科学传统或者范式”。

如果对欧洲而言欧洲一体化是一个艰辛之旅，对美国而言其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也非矢志不渝。面对大西洋对岸这场深刻改变欧洲政治面貌的革命，从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年代的积极支持、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的相对冷淡，到20世纪80年代对“欧洲堡垒”的担忧，以及冷战后对“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的警惕以及欧洲货币联盟的疑虑，美国在支持与反对之间摇摆不定。欧盟―美国关系在裂痕与和解之间循环往复，恰如一座“摇晃的钟摆”。

在通往欧洲未来之路上，创新是德国需要应对的重要挑战，特斯拉凭借创新蚕食汽车企业的传统地盘，同时德国汽车品牌尝试在全球扩张。创新人才争夺已经在柏林打响，房地产也迎来新的热潮。奥迪、宝马、奔驰和保时捷长期主导着全球豪车市场，德国因此拥有一些盈利最丰厚的汽车品牌。但是来自美国的特斯拉给消费者带来的振奋是这些老牌汽车制造商过去几十年来都无法企及的。“创新精神正移步新领域，”沃尔沃汽车(Volvo Cars)首席执行官哈坎·萨缪尔森(Håkan Samuelsson)说。“决定性因素是人们的思维变化，”Bankhaus Metzler的分析师于尔根·皮佩尔(Jürgen Pieper)表示，“很多人在特斯拉那里看到了德国公司所欠缺的创新精神。”

本选题作者以社会科学普及的形式，试行论证人们要获得这个“好东西”是有条件的，并据理驳斥了当代“中国无民主论”。本书紧扣习总讲话，深怀马克思的民主理念，铭记前人民主实践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提出了当下社会主义下民主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一些条件，希望有益于民主建设的实践。

这套电子书（分两小册推出）是二十世纪西方戏剧理论史的一个侧影，共包括16篇戏剧类型介绍和相应剧目的剧评。该分册谈到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于其理想设定下的神圣演员）、谢克纳的环境戏剧、陈佩斯的喜剧差势理论，并讨论了同声传译系统和戏剧语言的冲突，以及当下中国编剧们的困境和追求。

丹麦何以成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本书译介了丹麦廉政建设的政策、法规和举措，以及丹麦学者对此的解读和阐释。同时，本书还包括了中国学者对中丹廉政建设的思考。